鸳鸯奶茶_巴掌印 千里江山图艺术鉴赏

中国著名绘画艺术作品鉴赏—《千里江山图》


2011-6-29 16:15:41


《千里江山图》作品简介

【名称】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类别】中国古画，绢本大手卷

　【年代】宋代

　【文物原属】故宫旧藏

　【文物现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千里江山图》作者简介

中国北宋绘画作品。作者王希孟。王希孟，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宋徽宗宣和年间，擅山水，青年时代即显露才华，18岁时成为北宋画院学生，在绘画上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指点，约在20余岁时去世，《千里江山图》是其唯一传世作品。

《千里江山图》作品点评

　　该图作者以“咫尺有千里之趣”的表现手法和精密的笔法，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画面千山万壑争雄兢秀，江河交错，烟波浩淼，气势十分雄伟壮丽。山间巉岩飞泉，瓦房茅舍，苍松修竹，绿柳红花点缀其间。山与溪水、江湖之间，渔村野渡、水榭长桥，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在运笔上，作者继承了传统青绿山水画法，更趋细腻严谨，点画晕染均能一丝不苟，人物虽小如豆，却形象动态鲜明逼真。万顷碧波，皆一笔一笔画出。渔舟游船，荡漾其间，使画面平添动感。在用色上，作者于单纯的青绿色中求变化，有的浑厚，有的轻盈，间以赭色为衬托，使画面层次分明，鲜艳如宝石之光，灿烂夺目。布局交替采用深远、高远、平远的构图法则，撷取不同视角以展现千里江山之胜。此图无作者款印。清初梁清标签题为王希孟作。



　　《千里江山图》画卷表现了绵亘山势，幽岩深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蓬楼阁，以及捕鱼、游赏、行旅、呼渡等人物的活动。全面继承了隋唐以来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突出石青石绿的厚重，苍翠效果，使画面爽朗富丽。水、天、树、石间，用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用勾勒画轮廓，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人物活动栩栩如生。充满了作者对美好生活境界的向往。

《千里江山图》赏析：

王希孟完成《千里江山图》那时他刚满18岁，千里江山图被送到皇宫里，在宋徽宗和大臣的面前，慢慢的展开了；但见画长1190.5厘米，宽51.5厘米；整幅画布局开合，分为几个段落，各段落之间衔接巧妙，过渡自然画以起伏的山峦开始，山坳间树木葱绿，村舍民居散布在湖岸边，湖中有一座小岛，小桥把小盗与陆地相连。最后画以近处茂密的树林，远处壁立的山峰结束，给人以山峰相连，河水缠绕，千回百转，绵延千里的感觉。

主题：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人类理想的人居环境，是天人混沌一体的共存关系，它已存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和传承积淀文化深处，并用山水画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也决定了人们选择人居环境的导向。 古人也早已给出“天人合一”的答案，“道法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追求优美、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思想始终包含在山水画的思想中。 1、山水画卷，体现大众生理上的庇护：人为了生存需要取食、繁衍后代，所以，靠安全的栖息地以及防御庇护的手段获取生存有利的资源。长此以往，人的生存发展对人居环境的选择做出优劣评价，并创造出适宜人居住的良好环境。选择可庇护、捍卫的领地，安全、稳定的生产条件是建造聚居环境考虑的原则。 2、山水画卷，体现心理上的可游可居：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山水观、环境观、审美观与中国山水画不谋而合、相辅相成、互为体系，将自然生态环境、人为环境以及景观的视觉环境等做了统一考虑。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在山水组合间充分展现了“道游于艺，艺合乎于道”“居——游”在构图中的画中视线、“线性的画面结构”；“高远”、“平远”、“深远”的空间；“以大观小”的山水法则；以亭台、楼阁、茅屋和人意象化的符号（如塔、庙等）。 扩展资料 构图 《千里江山图》画卷构图周密，色彩绚丽，用笔精细，成功地采用了散点透视法，将主题分成六段，各段均以绵延的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自然而连贯。 或以长桥相连，或以流水贯通，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灵活地体现了“景随步移”的艺术效果，将不同视点的印象统一起来，巧妙地组织了空间。 《千里江山图》在构图上，取平远之势。此外，高远、深远、平远多种构图方式的穿插使用更使画面跌宕起伏，富有强烈的韵律感，引人入胜。 画面气象恢宏壮观，江山千里，苍苍莽莽，浩浩无涯，可谓名实相符。画中千山万壑，星罗棋布，大小高平，争雄竞秀，重重叠叠，俱浸于大江之中。山间高崖万丈瀑布直下，曲径通幽，房舍屋宇点缀其间，绿柳红花，长松修竹，景色秀丽。 山水间野渡渔村、水榭楼台，水磨长桥各依地势，与山川湖泊相辉映。或见乱冈如积，岛屿相叠；或见汀渚绵延，群峰耸立；又或大江旷远，水天相接，长桥如带，峦岫冈势； 或低坡远处，淡岭遥设；或秀岩崚嶒，映带不绝。其山间岭上，有竹篱茅舍，庄园寺观，道路相通，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其间人物如蚁，不可胜数。论山河壮观雄伟之表现，前无古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为大青绿设色绢本，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气势辽阔超凡。全卷画面上层峰峦叠嶂、逶迤连绵，图中繁复的林木村野、舟船桥梁、楼台殿阁、各种人物布局井然有序。画中山石先以墨色勾皴，后施青绿重彩，用石青石绿烘染山峦顶部，显示青山叠翠。江河勾出水纹，与没骨色彩形成反差对比。全图既壮阔雄浑而又细腻精到，是青绿山水画中的一幅巨制杰作。《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18岁时作品，也是唯一传世的作品。画中远近山水，气势开阔，村舍集市、渔船客舟、桥梁水车和林木飞禽，笔墨工致，位置得宜；全卷青绿重设色，表现了山河秀丽。《千里江山图》后来被当时的宰相蔡京收藏，他在上面的提拔记述了宋徽宗指点王希孟，收他入翰林书画院的经历，王希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去世，关于他的史料很少。《千里江山图》后在清乾隆年间收入宫中，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欢迎 关注 每日 更新 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其产生的时间较人物画晚，比花鸟更早，萌发于早期人物画的背景中，于魏晋南北时期独立出来，隋唐发展成熟，五代两宋时期达到高峰。 如何欣赏山水画？主要从六个方面分析，分别是：文化背景、意境所在、章法构图、笔墨、设色及诗画、印章等，就如谢赫《六品》所著分为六个层次，每一层次都是一种高度，也是山水画家追寻的动力所在。 著名山水画欣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何谓道？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宇宙万物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古代的“道”的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的。好的花鸟画.人物画亦强调得道成画的,但由于体现天地之道不充分,故只能被视着“小品 ”。 　　山水画，画的是天地山水小船屋宇树木等,一般人们看画也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第一是喜欢,其次是想去想居。其实，中国山水画的文化内涵远不止此。外形式的东西只是中国画家通过道术表现自身对道体的理解而借用的载体而已。目的不是画这些素材类的东西以至逼真，而是想力求表达出自己对大自然的一种感悟以求通达天地之道. 　　中国龙在学者眼里是中国人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图腾标志，在中国画家眼里它是自然界能量运动之痕，大理石的花纹在一般人看来只是一种普通的石头花纹 ，在中国画家眼里它就是自然界能量运动之迹，万物包括生命体就是顺应这一痕迹而形成发展的。 　　中国文化是自然主义文化 ，以体现蓬勃向上的生命气息为原则。这也就是一个中国画家毕其终生要追求的东西，同时自身也获得长寿。万物相杂自有序，中国古人发现这个序就是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中国山水画表现天地万物时也表现这一学说，因篇幅所限，在此恕不详述。 　　山水画即求天地之大道,上面谈到的形.理.性.势.气五阶段与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也是同理。以工作为例，形即外观事物或我们面对的工作，理.性.势.气即内在本质,是未知结构,不同优秀度的领导者就是对内在未知结构的把握度不同,达到通气的水平就是对事物或工作的规律全面掌握,了如指掌,驾轻就熟,这当然是最优秀的领导者了,但这样的人不多。中国山水画大师不多也就是这个理。 　　下面再给大家谈谈山水画的技法问题。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全都按自然主义原则采自自然界，有笔.墨. 纸.颜料等，毛笔是最主要的工具。从毛笔的顶端看，中间一点，周围一圆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偌大一个宇宙的形成最早是由一点开始的，谓之太极，圆指的是宇宙整体。中国人也在宣纸上实践了这一思想观点，从笔尖一点画出天地万物。把山水画的技法看作“道术”是再得体不过的了。由于山水画的绘画原则所限，学习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往往需要化几十年的功夫，第一原则就是笔墨要松，绘画史已经证明，笔墨从拘谨到放松，与人类不断在发展中得到解放是同步的。然后笔墨在质的表现上，根据中国道的原则及人的基本修养标准，有八个总结：刚.柔.动.静.诚.信.和.灵。中国的阴阳观，以阳刚为上，阴柔为下，但刚者易折须以阴柔辅之，故具有张力的柔和笔墨（外柔内刚）为高。 　　中国对动静的辨证关系是很有讲究的，生命必须是动，而静者生智静者寿，故动中见静，静中见动为高。天地以德（正气）运行营造万物乃至生命，人们以德行世友好相处，诚信（按道理办事）固然重要，所以好的笔墨往往是憨态可鞠的。和即和谐，高度有序也，好笔墨是变化丰富而不乱的。灵指灵性，有灵性的笔墨生命无处不在，这是对画的基本要求，然而又是最为重要的，没灵性的画那就一无是处了，这是由画家本人是否有灵性来决定的。 　　古人谢赫评画称气韵生动为第一就是这个理。其实中国画的笔墨标准与我们完美的人性人格修养标准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画学比作“人学”。 　　近现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现状如何呢？主要现象有三种。一是标榜中国传统文化，泥古不化的。二是标榜画家个性，标新立异的。三是批判传统,重彩作画，搞中西结合以此来改造发展中国画的。尤其后两者是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人类历史总是在突破中前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对这些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偏执有清醒的认识，多一些自己的思考也是应该的。 　　对以上三种现象评析如下，纯属个人见解 ，以供参考。 　　第一种泥古传统，好的方面是可以在学习传统的同时打下扎实的基础，好画亦为中国绘画轨迹留下一些记印，关键是在思想认识上要知道中国绘画的历史也是多元发展的历史。 　　第二种个性发展，这是按艺术创造规律进行艺术创造的最高准则，强调个性创造，上世纪初“ARTS”被 引进以来，以艺术形式在宣纸上画中国画的人成为主流，学院派至今依然如此。因为是个性化的，好坏只能是各人各看了。他们的特点是无文化包袱，思想解放。 　　第三种批判传统搞中西结合的 ，这是运用重彩想为中国画创出一条新路子的勇士们 的一种勇敢的尝试，其本质是用艺术的砖来敲中国文化的门，历史会记下这些痕迹，成败自然由历史去评说。 　　这三种现象客观存在，孰对孰错化太多的笔墨去评说，并没多大意义。当我们睁眼看看天上的飞机.海里的大船.奔驰的火车，我们自然会感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空间之大是古人无法比拟的，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学习的课堂。对他文化一无所知，死抱着自己祖宗的传统不放，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关闭自守，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扼杀！我们如果能下功夫学习研究把握住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张开双臂去拥抱整个世界，不是拿着自己的文化去与他文化攀比，而是主动寻找契入点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对话，吸取他文化的营养丰富自己，尤其注意向当今世界最先进文化学习，不是中西结合，而是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结合，我们中华文化才会发展得更加完美，更加辉煌！ 　　因为艺术的概念不足以涵盖中国山水画，故从文化的视角简略地提一下，也是为了表述的理由能更充分些。近现代以来，对中国山水画改造革新的主流，还是一些中西结合的倡导者，他们是勇士，但他们在画面上的表现主要是大胆地泼倒涂色，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西指何方？西方文化仅是色彩，就这么贫乏肤浅吗？二是中国人也长眼睛，中国也有太阳，中国何曾不重视色彩？中西结合的倡导者们的绘画只能说是一种现象，是否有学术价值，还需要历史的验证。但由于交通的便利，各国的互相往来，有限的文化交流，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还是有的。西方文艺复兴后，人性得到很大的解放，奔放潇洒及油画技法的笔笔见笔的 特点在近现代的中国山水画中时常可以看到，但西方人对复杂丰富的色彩关系的处理水平很高，在中国山水画中运用的好的还不多见。过于复杂丰富的色彩运用在中国山水画会有损中国山水画的静雅气息，如果我们在文化对话中能注意到这一点，研究尝试，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对上述内容作一个归纳总结，我们不难知道，当我们欣赏一张近现代中国山水画时应注意几点：一.气韵生动雅致,二.笔墨良好潇洒,三.章法运作合理,四.色彩淡雅丰富,五.素材憨态有味 ,六.传统功力深厚。 要加以说明的是这六点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标准，不易达到。一位在认识上清醒而为此努力奋斗一辈子的画家都未必成功（大多数认识有错的画家那就免谈了）。因此当我们欣赏一张中国山水画时也只能看看其相对的水平，不要太苛求了。

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正处在由萌芽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其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1）中国画的基本特征至战国开始呈现出来，以线造型，线条运用已比较成熟，设色虽未脱离平涂的初起阶段，但渲染技法已开始使用。人物形象注意动态表现，五官表情尚无力作细致描绘。这是早期绘画不可避免的缺点。
（2）春秋战国绘画受到社会实用功能制约，题材和手法都要受到限制，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匠师已熟练地掌握了写实和虚拟的手法，用于描绘不同的对象。
（3）构图和技法处在幼稚阶段，匠师还没有掌握透视法则，处理形象的前后关系，通常采取上下层隔开的形式：上层表现远，下层表现近。形象角度只有正面和正侧面两种，没有半侧面形象。这种手法直至汉代仍在沿用。但战国时已出现了透视画法的尝试，例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画面描绘正侧面车马形象，辕和马的画法已是近视线的一匹马绘全身，稍远的则在它身后显露出头和脊背，比起一些镶嵌图像中将四匹马平列在车辕上下，上侧两匹足朝天，下侧两匹足朝地的办法，明显进步了。战国末至秦的咸阳宫壁画的车马，也已采用这样的构图。
（4）由于绘画用场日益扩大，特别是在装点统治者的生活方面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引起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关注，绘画活动被用来阐述政治观点和哲理。如韩非子关于画 狗马难、鬼魅易 的论述；记述漆工花三年功夫 画荚 ，初看与一般漆器无别，在早晨太阳刚刚出来时放到特制的窗口前对照太阳观看时，发现荚上有龙蛇车马之状，非常壮观。又如楚国诗人屈原对着祠庙里的大型壁画，联系自己的遭遇，对天发问，写成千古名篇《天问》。
　战国漆画中的禽兽、神怪、人物形象与《山海经》、《楚辞》等古文献所记载描写的天地、山川、神灵内容十分吻合。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漆棺上描绘的引魂升天的羽人、鸾凤、人面鸟身珥蛇践蛇的“禺疆”、“其身九曲,有角□□”的“土伯”,衔烛以照太阴的“烛龙”；漆衣箱上描绘的“后羿射日”；战国中期长台关楚墓锦瑟漆画上的人面鸟身鸟爪、张翼的羽人，御龙遨游云气间的神人；曾侯乙墓漆棺、湖北江陵楚墓木雕座屏、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漆奁上都有啖蛇的大鸟，以及一些虎座上的飞鸟、镇墓的怪兽等，这些琦玮□□的神怪画像，使得战国漆画成为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与激情的、包含着丰富神话内容的艺术世界。战国漆画中也有现实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如曾侯乙墓鸳鸯形盒两侧的撞钟击磬图和击鼓舞蹈图，长台关楚墓锦瑟上的狩猎、燕乐场景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也都具有造型夸张，乃至奇特怪诞的特点。
　　战国漆画以朱、黑两色为基调，继承了“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除朱、墨两色外，还使用了黄、蓝、绿、白、褐、金、银等10多种色彩。总体感觉是对比强烈，变化丰富，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派。
　　丝织品上织绣出的纹样色彩，更有与帛画、漆画同等重要的绘画艺术价值。现已发现的战国丝织品实物，主要属于南方的楚国。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有“丝绸宝库”之称。该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品种丰富，工艺精湛，且保存完好，充分反映出本期丝绸织绣图案精美、造型生动、线条灵活、色彩绚烂的特点。其织绣纹样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可以窥见本期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水平。
　　楚国丝绸刺绣纹样的题材基本为几何形与相互穿插、蟠叠的动植物形图案。动植物纹样常常合为一体，几何形图案以菱形纹最多。常以变化多端的菱形纹组成图案，或以菱形为骨格布局，穿插以动植物纹、人物纹，构成灿烂缤纷文采辉煌的画面。动物纹以凤纹、龙纹为最多，尤以凤的形态较为奇特、华美,生动无比。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17幅有凤纹的刺绣品中，凤的形象无一雷同。凤的纹样在楚丝绸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龙、虎等纹样则一般只作为陪衬。这应当是楚族先民以凤为图腾的遗风在绘画上的表现。丝绸纹样中也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仅马山1号楚墓就出土了3幅人物纹的锦和绦，内容为乐舞和田猎。其中图案化的人物，或长袖飘举，载歌载舞；或御马驱车，张弓射猎，造型洗练而有意趣。战国丝绸的配色不多，一般不超过五色。但通过色相的对比、调和，以及将明度拉开层次等巧妙手法，造成既缤纷华丽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
　　战国青铜器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和各种鸟兽形态的花鸟纹。制作上采用了印模捺印及镶嵌、金银错、鎏金等新工艺、新技术。与商、西周青铜器纹饰的神秘威严相比，显得精巧、繁富、华美，禽兽的形态尤能表现的活泼生动，精力弥满。本期绘画的重大发展之一，是许多现实生活场景出现在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已知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以宴乐、射猎、战争、农事等活动为装饰图案的青铜器有20～30件。其中著名的有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赵固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这些青铜器上的绘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布局有条不紊，造型手法活泼自由，充满韵律感，生动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主题从此大量进入绘画。无论就题材内容还是形式手法而言，战国青铜器纹饰中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为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开创了先河。

楚漆器的造型
（一）仿动物形象的器皿造型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曾经摹拟植物、动物等自然形象进行器皿造型。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这类器皿造型仍屡见不鲜。但是，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漆器中，只有雕龙等少数的小件漆器。

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中，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虎、豹、鹿、兽、鸳鸯、凤、鸟、蛙、蟒、蛇、辟邪、镇墓兽等动物形象的漆器，并且数量相当多，是这个时期漆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漆器，各具姿态，形象生动，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形式意味的雕刻品。虎座鸟架悬鼓，以兽中王--虎，两相背卧为座，两鸟相背立于虎背之上，漆木鼓悬挂于二鸟之间，高大雄伟（图版67～69）。头插鹿角的单头（图版109）与双头（图版108）的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22)。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小座屏（图版104），在长51.8、屏宽3、座宽12、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将透雕与浮雕的凤、鸟、鹿、蛙、蛇、蟒等55个相互争斗的动物，交织成一个生动的画面，真是巧夺天工；这些形象栩栩如生，加上用红、蓝、银灰等色描绘花纹，显得更加瑰丽，是这类雕刻漆器的代表作。

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不仅器类与数量剧减，而且动物形象也趋于简洁。例如凤形勺（图版125）的造型，为昂首曲颈张尾之风（简化凤之双翅与双足），于凤背上挖制成勺，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艺术的特点。

西汉时期的这类漆器，其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图版171）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龟盾（图版207），只作龟的腹甲状，而不是作整龟之形，但它运用涂漆与不涂漆及用细篾编织等手法，充分地表现出龟的腹甲特征。还有双虎头形盾（图版206），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

（二）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

漆器的木胎质轻，造型方便，隔冷热，耐腐蚀，加上绚丽多彩的优美花纹，使其取代青铜器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湖北出土的楚秦汉漆器初步分析，这类漆器是在仿制铜陶器的器皿造型的基础上，根据木胎等质料的特点进行制作的，从而形成独特的造型艺术特点。

春秋时期的楚漆器中，仿铜陶器制作的器皿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漆方壶、盔、簋、豆、俎等，都是仿制当时的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据木胎的质料，也有小的差异，而且加绘了各种色彩的装饰纹样，显得更加美观。

战国时期，仿铜陶器制作的漆器，在当时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随州曾候乙墓出土的两件漆盖豆（图版7、8），显然是仿制青铜盖豆的，但在豆盘伸出的浮雕对称附耳，又有别于铜盖豆，器外并用红、金黄等色彩绘繁丽的花纹，比铜盖豆更显优美。江陵雨台山18号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豆（图版10），也是仿制铜豆而作的，但它在豆把中部雕出八棱形，有别于铜豆，通体还有彩绘花纹。还有曾侯乙墓的一件漆禁，显然是仿制铜禁的；但其四足为圆雕的兽，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二龙，四边当中各浮雕单首双身龙，十字隔梁和侧面阴刻云纹，并有红漆彩绘绹纹、草叶纹、云纹、鳞纹等纹样，比青铜禁更加美观。


（三）为生活需要而制作的器皿造型

虽然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类与数量较少，但战国和秦汉时期漆器的器类与数量剧增，用途广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断增多，为了使各种漆器既实用又美观，就必须依据其不同的用途进行艺术加工，这是楚秦汉漆器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的中型墓中出土的方壶、簋、盨、豆、俎等漆器，是作为礼器而制作的，还有当时贵族生活所需的漆瑟等乐器。这类墓中所出的镇墓兽等漆器，则与楚人信巫的习惯有关。这些漆器的造型也十分讲究对称和规整。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十分注重兵器的制造与改进，楚墓出土的大批漆木兵器杆，因具体用法不同而造型各异：矛杆呈圆形，殳为八棱形，戈杆是前尖后圆，铜戈装配时戈锋与杆的尖面相一致，手握戈杆则知戈锋的朝向，既利于交战时实用，整体造型也协调美观，漆木剑盒在这个时期的楚墓中也较常见，它放置带漆木鞘的铜剑，其大小是据所放置剑的大小而定，一般盒里放剑后十分紧凑实用；造型大多为长条形，由盖与盒身相扣合而成。有的剑盒为了避免造型单调，盖顶隆起，并饰有阴刻或浅浮雕的瓦楞纹，盒身也饰有涡纹等纹饰。一些酒具盒与食具盒，更注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例如江陵望山1号墓发现的酒具盒，盒里分四格放置酒壶两件、耳杯九件、大、小盘各一件，非常紧凑实用，整器作长方形而圆其四角，器外又浮雕涡纹，造型也很美观大方。


综上所述，湖北出土的种类繁多的楚秦汉漆器，它们的器皿造型都有一定的形制和权衡比例，并且因年代不同又有一些差别与发展。这既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的发现与创造，又是这个时期人们审美观念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比较讲究对称和规整。较常见的有圆形（包括球形、半球形和圆筒形三类）、椭圆形和长方形等。这些漆器的容积较大，省工省料，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在造型方面，又比其它形制漆器的器皿造型更容易取得均
衡和曲直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不对称和不规整漆器的器皿造型，既费工费料，也并不美观实用，因而很少见到，这些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楚国漆器的器皿造型，已经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法则和规律，器表上又加饰不同漆色与各种花纹图案，因而比当时其它质料的器皿造型更加瑰丽多姿。

秦代漆器的器皿造型，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基本法则与制作规律，并加饰各种彩绘的优美花纹，但它又有所发展，对于费工费料，又不大符合实用的一些器皿造型，如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等，在种类与数量方面都有较大的减少。



楚漆器的装饰

湖北出土楚秦汉的大批漆器，不仅以千姿百态和琳琅满目的器皿造型使人们叹为观止；而且已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并以充满着丰富想象力、瑰丽多姿的各种花纹图案进行恰如其分的描绘，说明它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虚饰，而是一种增强美观、增强实用价值的装饰艺术，在这个时期铜、铁、陶、漆、竹、木、玉和丝织物等各种质料的装饰艺术中，漆器的装饰艺术水平是较高的，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装饰纹样的类别

这个时期的漆器装饰纹样，有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商周时期漆器和青铜器等的装饰纹样，更多的是取材于自然界和当时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依据漆器各种器皿的造型特点而创造出的装饰纹样。从目前积累的大量漆器纹样的资料分析，可以大致归纳为动物、植物，自然景象、几何纹样、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等五类装饰纹样。

1．动物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风、饕餮纹、窃曲纹、鸟、兽等。其中不少是在雕刻的动物上彩绘的（包括浅浮雕），也有一些是直接描绘的。少数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是相互组合，并作为主要纹样的。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龙、虎、鹿、豹、猪、狗、兽纹、蛙、朱雀、鸳鸯、鹤、孔雀、金鸟、凤、鸟、变形凤纹、变形鸟纹、鸟头纹、蟒、蛇、怪兽纹、辟邪、蟠虺纹、窃曲纹等。这些纹样，有的是在器皿表面或内底的地漆上描绘的，有的是在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彩绘花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动物纹样的增减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在器皿上直接描绘的动物纹样的数量由少逐渐增多，而在雕刻动物形象上加饰的纹样却由多逐渐减少。同一种动物纹样，也随时间早晚不同而发生变化：其纹样并不雷同；即使是同一时期或在同一画面上，也富于变化，并非千篇一律。当时这类纹样，有的是单独地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部分则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作为衬托；还有少数是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纹样，只起烘托作用。

2．植物纹样

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目前尚未见到植物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开始出现以花草植物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样，一般多采用完整表现的树木形态，少数将花卉之花变形构成。主要有柳树、扶桑树、树纹和四瓣花等少数几种，这些纹样在漆器中所占比例较少，而且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变形构成，主要有柿蒂纹、梅花纹、连枝花蕾纹等，这类纹样的数量不多，未见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其中有的是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衬托；还有些是烘托其它纹样的。

3．自然景象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卷云纹、勾连云纹、水波纹、勾连雷纹和波折纹等，而且大多为描绘的。这些纹样，一般都与其它纹样组合图案，并作为辅助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所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山字纹、云纹、卷云纹、勾连云纹、云雷纹、三角形雷纹、勾连雷纹和绹纹等。其中尤以随州曾侯乙墓的一件漆衣箱上的漆书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为重要，它是与北斗、四象相配的最早天文资料，它证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已形成二十八宿体系。这些纹样，在当时的漆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它们不仅因不同时期而有繁复与简单之差异，而且即使是时代相同的同一种纹样，虽然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但并不完全一样；而且某种纹样在同一画面上，也是变化万端。当然，这类纹样有些相互组成图案，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些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波折纹、卷云纹和云气纹等，这类纹样在当时漆器中的数量不少，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只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起烘托的作用。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主要装饰有三角形纹、圆点纹等少数几种几何纹样，而且都是描绘的，并对其它主要纹样起烘托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是以点、面、线的形式组成的规则或不规则的花纹图案，主要有圆卷纹、涡纹、菱形纹、方块纹、方格纹、方格点纹、点纹、三角形纹和弧形纹等。这些纹样，虽然是以简单的点、面、线的形式组成图案，但由于构成方式的不同，其装饰纹样也是千差万别，并不雷同，更不显得呆滞。这类纹样，大多数相互组成连续索回的几何花纹，作为某些器皿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一部分是与其它纹样组成图案，一般只起衬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圆卷纹、圆圈纹、菱形纹、三角形纹、方格纹。点纹、点格纹等。有少数漆器上是以它们相互组成几何花纹，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漆器上又往往是与其它装饰纹样构成图案，仅作为一种衬托。

这类装饰纹样，西汉时期主要有菱形纹、平行直线纹、三角形纹、圆圈纹、圆点纹和点纹等。它在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漆壶、圆盒等器皿上，有极少的是以几何纹样为主要装饰纹样；而绝大多数是与动物，自然景象等纹样相互配合，使画面的花纹变化多样，图案更加美观，而且往往是以其它纹样为主要装饰，它只起烘托的作用、

5．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尚未见到以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类纹样并不多，主要有荆门包山2号墓漆奁盖外沿彩绘的贵族车马出行图(23)（ 图版22）与随州曾侯乙墓鸳鸯盒两侧的乐舞场面（图版12）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装饰纹样。有关神话传说的装饰纹样略多一些，在曾候乙墓的一件漆衣箱盖上绘有后羿射日等图案（图版48），内棺格子门两侧绘有手执双戈戟的人头兽身、人头鸟身与兽首人身等守卫的门神（图版111），五弦琴身上绘有人与龙的图案（图版80），还有江陵李家台4号墓的一件漆盾背面(24)，绘有龙、凤、云纹、树及人顶树等画面。这些纹样，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使其画面或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或神奇古怪，令人遐思。

秦代漆器的这类纹样极少，目前只在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彩绘木梳、篦各一件的画面上见到。木梳的正面为饮宴场面，背面是描绘的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是彩绘的送别场面，背面是幅角抵（相扑）竞赛的画面。这些纹样，线条流动，富于动势和节奏，人物生动传神。通过不同的动态、形象与表情，将生活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

战国秦汉时期漆器上众多的装饰纹样，线条勾勒交错，流利奔放，形式优美。这些瑰丽多彩的图案，说明了当时的漆画匠师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图案的构成法则。从这些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分析，可分为适合纹样、独立纹样和连续纹样等三种构成方法。
这些构成方法，灵活、生动，把装饰和实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1．适合纹样

适合纹样，主要是依据器皿的造型，描绘相应的纹样作装饰。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这种构成方法，应用极少，目前只在当阳曹家岗5号墓的一些小件漆雕龙上，见到了这种装饰手法。
战国时期漆器上，适合纹样的应用主要是体现在一些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上，例如雕刻的梅花鹿，身上彩绘鹿的斑纹。又如虎座鸟架悬鼓，虎座满饰虎的花纹，凤鸟绘羽毛纹等。但是，当时也有少数雕刻动物形象漆器并不绘适合纹样，例如随州曾候乙墓的鸳鸯盒，只在鸳鸯的颈、背、尾等部位绘羽毛纹，而大部分却绘绹纹和点纹等，两侧面绘有乐舞画面。


2．独立纹样

在楚秦汉的一些漆器器皿中心位置或某一面上，往往由一个或几个独立单位构成装饰纹样。并且主要是采用平衡、均齐、辐射、旋转和几何形等多种形式，组成装饰性很强的优美图案。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的装饰纹样中，这种构成方法应用很少，且大多以动物纹样为主。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的漆俎上，描绘有形态各异的瑞兽等独立单位的装饰纹样。

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也是以动物纹样为主，它的组合形式、单位纹样的构成多为平衡式，例如长方盒、方盒和曲形盒的正面，常常是以鹿、鸟、兽等独立的个体形象作装饰纹样。还有少数单位纹样的构成是对称式的，例如盖豆的盖顶与有些虎座鸟架悬鼓的鼓面中心，一般绘有涡纹或四瓣花纹等独立纹样。



3．连续纹样

在一部分楚秦汉漆器的中心纹样周围及其口沿内外，往往以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其中以二方连续纹样较多，又可细分为边缘连续纹样和带形连续纹样两种类型，且以边缘连续纹样为主；这些纹样绝大多数是横式的左右连续，斜式和纵式的极少见。它主要是采用二方连续中的连圆式、连环式、波折式和散点式等构图方法。每一种式样，在实际应用中又有许多形式，既使纹样复杂多变，又有规律可循，并取得较好的装饰艺术效果。在楚国的漆盘、方盒、扁圆盒、长方盒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常常绘有绹纹、云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比较讲究对称，且有四面对称和二面对称等形式；还有少数采用平衡的组合形式，用于烘托主要的装饰纹样。秦和西汉时期的漆圆盒、盂、盘、樽、卮、圆奁、椭圆奁等器皿的中心纹饰周围，往往绘有波折纹、涡纹、变形鸟纹、鸟头纹和几何纹等边缘连续纹样，这些纹样也比较讲究对称，并巧妙地将它与主要的中心纹样协调、统一，构成优美的图案。

带形连续纹样，是以一个单元的纹样，在长条形的平面上反复连续。它的构图方法与边缘连续纹样基本相同，在实际应用中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纹样也富于变化。楚国的漆耳杯、豆、簋、方壶、盘和圆奁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一般都绘有三角形纹、水波纹、变形云雷纹、勾连卷云纹和几何纹。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耳杯、长方盒、樽、卮、盂等器皿的内外口沿和外壁上，也都绘有变形鸟纹、鸟头纹、波折纹和几何纹。这些装饰纹样的应用也相当广泛，它与主要装饰纹样有机地相互结合，主次分明，具有韵律和节奏感。

四方连续纹样，由于楚秦汉时期漆器器皿的造型缘故，并没有被普遍地应用，战国时期楚国的漆案等器物的面板，以散点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涡纹等装饰纹样。在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漆卮和樽等器物的外壁，采用散点式、波折式和斜坡式的构成方法，描绘波折纹、变形鸟纹和变形鸟头纹等。

从上面对楚秦汉漆器装饰纹样的三种构图方法分析，可以看出其纹样形式都是与各种器物造型及纹样的内容紧密相关的，在实际应用中又有各种变化，三种构图方法，往往巧妙地相互配合；而且对纹样的选择、装饰的部位、比例的权衡、间隔的应用等方面，也颇具匠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能给人们一种美的享受。

（三）装饰的手法

湖北出土的楚秦汉的漆器，从大量的装饰纹样分析，写实与夸张是其主要的装饰手法。

写实的装饰手法，是直接摹拟自然界的各种动物、花草植物，自然景象和以人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题材，作为当时漆器的装饰纹样。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应用极少。

战国时期，这种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例如许多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还有沙市孔雀纹瑟上的纹饰，包山2号墓车马出行图漆奁上的柳树，均是采用这种装饰手法。

秦代的漆器纹样，应用写实的装饰手法更为成熟。例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木篦背面所描绘的角抵（即相扑）场面，画面共三人，右边的两人正在进行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全神贯注地作评判；作者抓住比赛双方全力以赴、相持不下的一瞬间，把相扑竞赛中的气氛渲染得紧张、热烈。

西汉时期，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绘象征水草的四叶纹，三鱼环游于周围，又绘似鱼吐出气泡的圆圈纹和点纹，仿佛三鱼摇头摆尾于水底，构思巧妙，生趣盎然；口沿内外还以变形鸟纹和几何纹样，加以烘托，鱼形具象、逼真。
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并非按客观事物的原貌进行描绘，而是对其主要的和有意义的部分进行夸张变形，使其特征更加强烈、集中，以加强装饰纹样的艺术效果。

春秋时期楚国漆器上，绝大多数的动物，自然景象和几何纹样等，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例如当阳赵巷4号墓漆俎上的瑞兽，并非是某一种兽的写实，而是经综合联想、夸张变形所创造出的艺术形象。

战国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大多采用这种手法。大量的几何纹样，主要是采用夸张变形手法，有的依然可以看出保留了客观事物的某些特征，有的则是完全从实用功能和装饰美出发，并不表现某种客观事物和象征某种意识，只是点、线、面的组合。还有江陵李家台的大漆盾背面的孔雀，着力渲染孔雀开屏之美，使其形象更加鲜明。曾侯乙墓的漆鸳鸯盒两侧面，用朱漆绘有舞乐场面：一侧面是单足伫立的对称双凤，凤嘴衔钟架（即荀），架上悬挂两个铜甬钟；凤足的上部置磐架横木，上悬两个石编磐；一个兽头人身的乐人正手持钟棒背向撞击编钟。另一侧面的右边绘一乐人正敲打建鼓，左边是戴冠佩剑长袖飘举的舞人，正伴随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画师选择了最能代表时代与曾侯乙身份的钟、磐和建鼓等三种乐器，以及击钟磐、敲建鼓与舞者各一人，分别在面积只有7×4.2厘米的画面上，将庞大而壮观的乐舞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秦代漆器上，这种装饰手法的应用也相当广泛，例如睡虎地的牛马纹扁壶（图版129），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使牛雄健肥壮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有力。另一面的飞鸟下为奔马，表现了奔马快于飞鸟的意境。植物纹样中的四瓣花和梅花等，是将花瓣夸张变形，而将枝叶部分剔除，使其特征更加明显。

西汉时期漆器上的纹样，则更广泛地应用了这种手法，技法更为熟练，有些纹样仍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变形夸张，而有些已很难看出原来客观事物的特征，例如变形鸟纹，不仅纹样繁多，而且变形夸张远比战国和秦代突出，又如相当流行的变形鸟头纹(26)，完全是从工艺品的实用功能和纯装饰美出发，所以有人将它定名为"B"形纹(27)。

（四）绘画和用色

楚秦汉时期漆器上各种优美的装饰纹样的产生，除了与漆绘匠师的精心构图有关之外，还与他们绘画用笔的稳健准确、运线的千变万化、着色的富丽和谐等高超技艺密不可分。

我国的绘画一贯注重行笔用线，通过线的长短粗细、刚柔强弱、轻重疾缓、浓淡干湿、转折顿挫，表现出各种人物形象与装饰纹样的形体与质感。这个时期广泛地应用单线平涂法，并有单线勾边与不勾轮廓线两种。例如包山2号墓漆圆奁盖沿的车马出行图，主要是采用色块平涂再单线勾边的画法。通过不同的行笔，使线条极富变化。如云梦睡虎地11号墓的漆樽内底之鸟纹，用笔高古，线如游丝，在口径只有11.4厘米、深达10.1厘米的樽的内底，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而所绘的凤鸟形象准确，线条流畅，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为了使装饰纹样在同一平面上呈现出有厚度的层次感，当时还采用平宽的线与穿插切割相结合的画法，例如曾侯乙墓内棺上的龙、蛇相互蟠绕的纹样，就是采用的这种画法。

这个时期漆器上的装饰纹样，用色是丰富多彩的，春秋时期主要有红、黑、黄等三种，战国时期主要有红、黑、黄、褐、蓝、绿、金、银、银灰等九种，秦代有红、黑、褐、金、银等五种，西汉时期有红、黑、褐、灰黑、金、黄等六种，并都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这些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用色的搭配，讲究对比色和谐。例如云梦睡虎地46号秦墓出土的一件漆卮，用银箔镂刻成花纹图案，然后贴在器壁上，再用朱漆勾线压边，使全器银光闪烁，灿烂华丽。绝大多数漆器是以黑漆为底色，并以红色描绘花纹图案，红黑相映成趣，使装饰纹样显得明快优美，还有一些漆器是在黑漆的底色上，用红、黄、金色或红、褐、黄色等描绘花纹，使装饰纹样显得富丽堂皇，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