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钱玄同的主要贡献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1917年（民国六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 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明确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钱玄同曾经主张“欧化”，认为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 钱玄同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钱玄同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钱玄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后来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10年，合计12220字）。二、创建以白话文编辑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2300余字）。 四、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钱玄同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钱玄同在史学界也有相当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顾颉刚成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鲁迅(1881——1936),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朱自清(1898—1948)散文家，诗人。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

茅盾(1896-1981)作家,政治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有玄珠、方璧、郎损等。浙江桐乡人。

巴金(1904.11.25—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文学家。祖籍浙江嘉兴。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櫆寿,后改名槐树,字启明,起孟,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之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

艾青(1910-1996),诗人,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

梁实秋(1903-1987年)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

郁达夫(1895～1945)现代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夏衍(1900-1995年)作家、剧作家。原名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电影事业拓荒者。

章太炎(1869-1936年),学者，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陶行知(1891-1946)，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祖籍浙江绍兴陶堰。

马寅初(1882～1982)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浙江嵊县浦口镇人。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别号孑民,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

周建人(1888—1984),浙江绍兴人,鲁迅胞弟。政治活动家、生物学家。

丰子恺(1898-1975)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

沈尹默(1883-1971),浙江湖州人。原名君默,字中,号秋明、瓠瓜。早年留学日本。

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出生于苏州,清光绪进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律师。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

沈兼士(1887-1947年)先生,浙江吴兴人。又名坚士。室名抗志斋、段砚斋。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教育家,创获甚富,颇受学术界推崇。

夏沔尊(1886--1946),名铸,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学者，出版家。

张宗祥(1882—1965)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中季,号疑古、逸谷、德潜,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炳麟。

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纭、仲沄,笔名武波。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近现代学者、政党名家。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是现代中国诗坛上负有盛名的“雨巷诗人”。

柔石(1902-1931),原名赵平复,生于浙江宁海,现代作家。

俞平伯(1900-1990)著名昆曲研究家、昆曲活动家、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名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德清县。

周信芳(1895--1975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名士楚,艺名麒麟童。原藉浙江慈溪,生于江苏清江浦。

柯灵(1909-2000)，作家，原名高季琳,浙江绍兴。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著名汉学家、红学家。

徐迟(1914-1996年)，诗人。原名商寿,浙江吴兴人。

穆旦(1918-1977),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

南怀瑾(1918-),浙江乐清人。

金庸(1924-)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武侠小说家。

冯骥才(1942-),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生于天津。

余秋雨(1946-)，作家，浙江余姚人。
艺术：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我国现代的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

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法师。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以字行世,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现代国学大师、理学家、佛学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

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人,我国现代著名印学学者、书法篆刻家。原名文若、字孟海,号沙村。

潘天寿(1898-1971)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阿寿、雷婆头峰寿者等。浙江宁海县人。

叶浅予(1907-1995)浙江桐庐县人。漫画家、画家，是共和国美术史上的奠基人之一。

朱生豪(1912—1944),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浙江嘉兴人。

张乐平(1910-1992),浙江海盐县人。中国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被誉为“三毛之父”。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仓石,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近代艺林成就最为显赫的一位大师。诗、书、画、印卓然崛起,兼四绝于一身。

钱君陶(1907—1998)祖籍浙江海宁,生于浙江桐乡屠甸镇。名玉堂、锦堂,字君陶,号豫堂、禹堂、午斋,室名无倦苦斋、新罗山馆、抱华精舍。著名艺术家、音乐出版家。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字音韵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音韵之学。 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三十年代还为《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题写刊名。著有《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北京的德国医院逝世。 扩展资料：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国语运动中的建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10年，合计12220字）。 二、创建以白话文编辑的国语教科书。 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2300余字）。 四、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钱玄同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玄同

1901年11月7日，生于江苏省海安县西场镇。魏建功的祖父是清末秀才，当过30多年镇董，做了很多办学兴教、修桥建路的事情。他的父亲继承、经营了家业。魏建功少年时曾在南通七中就读，受到有着深厚国学根基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孙锦标(伯龙)、徐昂(亦轩)的奖掖和乾嘉学风的熏陶，爱听讲文字训诂，对“小学”很感兴趣。 1918年，南通中学毕业，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经济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已有志于民间歌谣和方言的研究。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当时的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等一批名流学者联系在一起，正是辉煌时期。魏建功在北大成了钱玄同的得意门生。 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打下了厚实的底子。此期间，他为顾颉刚审订北京《晨报》登载的歌谣注语，考证方言本字；参加收集歌谣、编《歌谣周刊》、整理明清档案、纂辑工具书、考古调查、方音调查、民俗调查等活动，还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管理故宫的工作。在国学门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开拓了魏建功的视野，锻炼了他从事歌谣研究、国故整理、语言文字建设方面的功力。 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也打下了厚实的底子。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写下了《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认为歌谣的采录应该注意到声音方面，对歌唱时的实际语音要加注，并标语调，这样可以得到真切而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材料，给研究语言学以有力的帮助。此外，他还写有《歌谣之辞语及调谱》、《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拗语的地方性》等一批研究歌谣的文章。后在钱玄同的指导下，他以吴歌的韵脚字作根据，从而分出吴歌的韵类，再用国音的韵类作对照，写出了长篇论文《吴歌声韵类》，这既是一份很好的方言调查报告，也是他学生时代研究歌谣与方言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协助刘半农做“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28年，魏建功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被推为常务委员，委员则有蔡元培、胡适等31人。这期间，魏建功参与决定用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今称普通话），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方案，举办讲习所，创办刊物等。 1925年钱玄同、黎锦熙创办捍卫白话文的《国语周刊》，魏建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并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8年，他在老师钱玄同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7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时年27岁。1928年蔡元培约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筹建“国语统一筹备会”，魏建功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并与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等7人被推为常委。凡有关国语运动的历次重大活动，魏建功大都参与其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工作卓有成效。 1929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历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战开始。八年中他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学术思想日趋成熟。他在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注重结合现实的语文工作，提倡为实际需要服务。他通过对北平音系的形成历史的研究，断定北平音系是中国标准语演变最晚出的结果。为此，他发表了《说辙儿》、《情询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 1930年，在研究韵书系统方面，魏建功是继王国维后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韵书的论文。如根据《切韵》与六朝韵书点系来研究《切韵》性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根据唐宋两系韵书的差异说明《广韵》与《切韵》关系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等，补充、发展了前人的学说。1935年，发表的《古音系研究》这部研究音韵学史的专著是他的代表作。全书约三十万字，分别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内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条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魏建功多年来攻治音韵学和从事教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它不但汇集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经验，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除了音韵学上的价值之外，对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同样占一席地位，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这一期间，魏建功先后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等韵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声韵学史、古音乐研究等8门课程。194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由西南联大转到四川白沙，他在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这是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1941年，他参与编订的《中华新韵》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颁行，成为国家韵书。 1944年前后，“国语推行委员会”分别在西北地区和重庆地区设置了两个推行国语的据点，西北地区由黎锦熙负责，重庆地区由魏建功负责。 1945年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作为台湾国语推广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台湾地区倡导国语竭尽全力，使台湾地区成为中国最早普及汉语国语的省份。立即和副主任委员何容先生等着手推行国语的工作。魏建功和大家一起，对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研究，并以他语言学家的专业学养和多年从事国语运动的经验，拟定了台湾国语运动的六条纲领；提出了“以台湾方言对应普通话规律学习国语”的方法；并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音》等大量文章，从理论上指导国语运动的开展。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由于日本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省的中年一代多数人虽尚能讲些母语，但因受奴化教育影响过深，讲日语、写日语，读日文书，用祖国语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而青少年则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台湾光复后，台胞们学习国语热情高涨。为了加快国语普及的推进速度，魏建功提出切实可行的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如：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研究台湾语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国语运动纲领》、《日本人传讹了我们音》、《学国语应注意的事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 1946年11月，魏建功专程回到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分派到台湾各地民众教育馆去协助开展国语运动。 1948年10月，他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运动做了最后一件事，即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连人带设备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魏建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逢盛世”的心情，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和各项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或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参与制定汉字简化(第一批)方案的工作，写下大量文章阐述文字改革的意义及汉字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及对汉字改革应抱有的正确态度。 1949年4月，他参照大家的意见，拟了编写字典计划，设想所编字典应具有的“十大特色”：1.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2.以音统形；3.以义排词；4.以语分字；5.以用决义；6.广收活语言；7.由音求字；8.由义选词；9.适合大众；10.精选附录。使之成为适合广大民众需要的基本工具。1950年魏建功应邀到出版总署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8月回日新华辞书社宣告成立，魏建功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由叶圣陶直接指导，在全社同仁共同努力下，历时3年的苦战，《新华字典》终于在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魏建功原设想的“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这12字的总体例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传，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轻语，不重视活语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它的出版发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现已几度修订再版，成为人们学习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帮手。1950年，魏建功应邀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并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经3年苦战，《新华字典》于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录6840个字，其特色为“以音绝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张，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评价说：《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某，真也”陈陈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话，真是大功力。 1952年，他被聘为政务院文教委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2名委员之一，兼文字整理组副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工作中，因为自己的多年夙愿将要在新中国实现了。1954年，魏建功被推为经文改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组成的“七人小组”成员，具体主持《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订。可以说，魏建功为中国的语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5年，魏建功先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 1959年，他受国家委托在北京大学创办古典文献专业，为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付出了心血。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已成为中国语文及古典文献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骨干和专家。代表作有《古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魏建功文集》。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1979年，时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损伤，却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认真审定《辞源》的稿件，经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他终因病故去了。1980年2月18日魏建功因病故去，终年79岁。

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
求楼主采纳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首先，早期新文化运动宣传了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潮，而这一新思潮激发了民族主义，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最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为五四爱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培养了一批领导者和骨干分子。 在近代中国价值观重建中，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民主”“科学”“平等”“社会主义”等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新价值观成为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 扩展资料：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 (1)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工农运动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2) 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3) 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学不彻底，东方文学被否定，是中华古典文化走向没落的开端。 （4）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5）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文化运动

1、陈寅恪 陈寅恪学贯中西，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寅恪早年在海外求学，不问名位文凭，学识渊博，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八年（1929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整体现了“五四精神”，可以作为我们读书、求知最好的座右铭，也是教育培养人才应当遵循的原则。 2、梁启超 梁启超曾公车上书，掀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可以说，是梁启超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以《新青年》为旗帜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所以说他是“新思想”的启蒙者。 3、蔡元培 蔡元培，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为北大定下的教育方针，也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他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大意义。

油画《宽容》，现名《北大钟声》是由著名知青画家画家沈嘉蔚创作的。 画上共16人，由左至右是： 刘师培、黄侃、沈尹默、陈独秀、胡适、朱希祖、辜鸿铭、马叙伦、蔡元培、李大钊、马幼渔、鲁迅、周作人、钱玄桐、梁漱溟、刘半农。 这幅画反映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和主张旧学的人物同时讲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画面的中心是蔡元培，其左前方的辜鸿铭和右后方的李大钊分别是主张旧学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放在蔡元培的左右、画面的中央，突出了“兼容并包”的主题思想。 扩展资料： 兼容并包是中国蔡元培提出的学术主张和办学方针。蔡早年曾深受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办人冯德波的影响，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配合当时新旧思潮的激战，申明“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强调不论何种学派，听其自由发展。 并据此对北大施行整顿改革，坚持革新进步，不赞成因循守旧，尤其反对倒退复辟，先后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任教，对推动北京大学的进步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有积极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早期传播。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要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新文化。北大因此不再是封建体制内成批生产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兼容并包主义

“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曾说过：“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钱玄同的父亲叫钱振常，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名气不太大。不过，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做蔡元培。钱三强大家都很熟悉，著名的“三钱”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原子核物理学家。钱玄同有三个儿子，长子钱秉雄，次子钱三强，三儿子名字不详。钱玄同、钱三强一门都是五代十国时候吴越王钱镠的后人。同为他后人的还有钱谦益、钱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等等。 钱玄同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钱三强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中国发展“两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的年轻科学家，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钱三强与何泽慧共生育了一儿一女，儿子钱思进，女儿钱民协。钱思进目前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着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首席科学家。女儿钱民协目前是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是蛋白质晶体学，是晶体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钱家优秀的家风在三代人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爱国治学、自立自强的家风代代传承。正如《钱氏家训》里写的那样：“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则谋之。”

父亲：钱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 兄：钱恂，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 主持湖北自强学堂。 嫂：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钱恂夫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长子：钱秉雄，曾留学法国。长媳络：徐幽湘，钱秉雄夫人。三子：钱三强，著名物理学家。 儿媳：何泽慧，钱三强夫人。长孙女：钱祖玄。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父亲钱玄同之意。